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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安書院:蘊育文化先驅的搖籃
發布時間:2018-09-03 18:49    作者:張際春    來源:紅安網


紅安,當今的人們大抵都知道原名叫黃安,稍有深入研究縣史的人,知道黃安建縣于明朝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如果再進一步深入鉆研史料,了解黃安的建縣來歷的人就很少了。其實建立縣治頗費周章,根據明萬歷年間耿定向主持修撰的《黃安初乘》記載,提出議建新縣,以利邦治的是兩位當地飽讀經書的儒生李大夏、秦鉞。這二位讀書人心懷蒼生疾苦,秉承安邦治國平天下的胸襟,撰文立論建立新治的緊迫與必要,這疏文后來被官方定為兩臺疏。兩臺疏輾轉十余年,又經當地以儒學而取士,擢戶部尚書的耿定向,四次的艱苦斡旋而擱置,第五次搬動首輔徐階,終于使兩臺疏上達天聽,俞準建立新縣,先定名新安縣,旋即命名黃安縣。說來黃安的縣治誕生完全是由底層民意呼吁吶喊而出世的,是讀書人,準確地說是讀經儒士們的社會責任使然,是中國古代社會,皇權統治天下,區劃建置的民間行為的特例。

如今的紅安,今天的人們又有個習慣的概念:紅色的,革命的,誕生共產黨武人的將軍縣,是產生共產黨高官和國家主席的縣份。這是因為有董必武這位既隨孫中山締造了同盟會和國民黨,又與毛澤東一行締造了中國共產黨,開辦武漢中學,培養湖北知識青年,特別是黃麻鄉子,教授他們繼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又開懷廣納西方馬列主義先進文化理念,于是有了繼湖南秋收起義后的“黃麻起義”,接著有鄂豫皖紅色革命根據地,誕生了紅四方面軍,重建了紅二十五軍,改編了紅二十八軍,孕育了二位國家主席和二百多位共和國將軍。

基于上面種種原因,許多年來,也許至今還根深蒂固地有個印象:紅安自古出土匪,一場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民主革命,完全是饑寒交迫的窮棒子,帶著匪性未滅的遺傳基因,找到了時代契機的一次成功,甚至有些文學藝術作品也這樣杜撰和渲染。這是極端膚淺的,浮光掠影的,對該地歷史文化不負責任的嚴重錯判。經筆者多年閱讀《黃安縣志》和有關地域掌故,僅就一孔之見而正色地說:此地是個中華傳統文化,尤其是理學文化非常深厚的地方。什么是理學?理學即儒家學說自南宋時期發展而來的,亦稱道學。至明代,朱明王朝統治者們非常重視以程、朱理學為主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定為官學,也稱為道學。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于是在明朝中晚期,全國各地學館大興,黃安尤著。根據《黃安縣志》記載:“書院,為人文會聚之藪,闔邑生童皆得以就學焉。非廣置齊舍則不能容;非多備田租則不能給;非純儒宿學則不能為之師。安邑(黃安)素多文人以理學名者相繼迭起,在深巖邃谷中皆必有講學處,豈于城市大觀之所獨可無書院乎?因即義學,舊制擴為書院,每月集生童官課捐給獎賞,以廣義學所來逮云。”明清以來黃安的書院有哪些呢?《黃安縣志》記載:洞龍書院——吳公心學講學處;天窩書院——耿恭簡公講學處;天臺書院——耿恭簡公致仕后講學處;子綦別業——盧公欽父講學處;釣臺書屋——耿公子庸(定理)講學處;桃花書院——沙河王氏建(即蒙古王氏);云臺書院——知縣劉公承啟會課處;仙湖書院——知縣張公琮建在鰲峰亭下;萃英書院——在縣治西北,即文學也,歲延名師主講,置有田租以為修膳。還有社學,義學等學館。如:崇圣祠社學、江汝社學(耿公汝愚建)、程鄉社學……此處當時還有官辦義學講堂,如清乾隆年間,知縣段紹扆、戴炯、彭瑞征相繼建講堂五楹,后又重建五楹,為生徒滿足肆業之所。乾隆二十四年,知縣林光祿于此講堂右添建二重,每重五楹。乾隆三十四年,知縣李世護重新增建前一座五楹、頭門一座、照墻一座,并買民間房屋五間以為齋舍。

書院、義學的束修來源均由石灰會龍王山、棗林會存德庵、東煙會天馬寺、王德會李家塆、塔兒會兩河口、華河會新橋、高橋會董荊凹、蔡祠會夏姓、上莊會泉口寺等寺廟慈善機構、宗族和會所主動捐獻谷物和資金。

古黃安地,重義學、興書院歷史由來已久。有史可考即北宋時期蘇軾來此,據《麻城縣志》載:“元豐三年(1080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歧亭北二十五里(今紅安縣永佳河鎮煙墩寨山桃花塔),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也。為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復往見之……”后來蘇軾為陳慥寫了一篇《方山子傳》。在此傳的后面蘇軾感嘆道:“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這句話翻譯成現代語即是:“我聽說光州、黃州一帶(即正是黃安(紅安)之域)有很多奇人異士,常常假裝瘋癲,衣衫破舊,但是無法見到他們;方山子(即陳慥)或許能遇見他們吧?”在蘇軾的眼里,方山子陳慥算是多才多藝,飽讀詩書的士子,拋棄了官宦之家殷實的生活,而跑到光、黃之間這個地方,過著庵居疏食,不與世相聞的生活,這個地方一定要有其特殊性,這個地方一定有很多像他這樣的異人。蘇軾所猜非虛,陳慥來到這里,主要寄居在今紅安縣的永佳河鎮的煙墩寨山(元朝中期此地建有桃花塔,至今保存完好)杏花鄉的五云山、城關鎮的似馬重巒的凈居寺等處,信佛參禪,納賓高談,寫詩吟辭。陳慥是宋代的有名的詩人,蘇軾更不用說,是宋代豪放派詩詞家,二人在這里相會,是歷史的巧合,也是地造的機緣。此地在唐宋間曾一度劃歸豫州,或汝南郡轄,在北宋年間,此地離宋都汴梁(今開封)很近,是北宋政權通往江漢、黃州、潯陽(九江)的必經之地。且山高林密,廟寺書院多隱其間。一些淡薄功名,遠離朝政,一心尚佛研學,從儒究理的飽學之士多看重此地的幽靜環境。據有關史料記載,在北宋一朝,這里是文人志士之著學之地,書院與寺院同盛,義學與官學同興。

 到了元代,因元蒙統治者是馬背起家,入主中原后,廢漢制,仇漢人,于是這里慢慢變成文化的沙漠地帶。

至明代,朱元璋以漢人血統,先以紅巾軍后以明教的旗幟東征張士誠,西戰陳友諒,反元蒙統治,終坐殿南京,建立明朝。由于他文化不高,皇覺寺院僧人出生,懂得治國安邦必須要興漢文化、復興唐宋漢律、崇尚儒理經文,尤其是在與陳友諒的多次戰爭中,深深懂得飽學之士人輔佐皇權,參謀戰事的重要,于是在此地與陳友諒交戰的過程中,識得詹同、吳琳等漢學大儒,咨詢治國方略,每與皆獲至要精神,受益匪淺。待他國定初始,便將二人攬入朝閣,擢為吏部尚書。與此同時,又從江西大肆移遷學士和平民,填充此地因戰事和瘟疫致使人口銳減的局面。本來,古地黃安山林廣袤,沃野富庶,加之江山既定,海晏河清。又有皇帝對此地垂青熟視,有冢宰高官的垂范,地方宿耆的唱和,故此地重教興學應時運生。當然,書院和義學真正在社會成為主流,蔚然成風是在黃安建縣后的明萬歷年間,首創書院是耿定向和他的二弟耿定理。耿定向尚未致仕時,就在其家鄉不遠處建立了天窩書院,致仕后又在天臺山頂峰建一座天臺書院,他的二弟耿定理在老宅的里許建釣臺書屋。此后一些有功名的飽學之士和家境殷庶的宿儒耆老相互比附地建起了自己的書院、別業、社學等,都以建學館、書院進行研經講學,育子著說。之初這些學館、書院在學術的研究上并沒有什么突出進展,只是單一的獨立的教育機構,即只有學堂性質。黃安的書院真正成為理學研究陣地,蜚聲朝野是因李贄的到來,才使此地書院的研究學術風氣大長,探討儒家理學真締而深入精辟,達到了高潮。

明萬歷九年(1581年),李贄從云南辭職來到黃安,住在好友耿定理家,一邊撰寫讀史文章,一邊教授耿家子弟。李贄倡導絕假純真,真情實感的“童心說”。抨擊時政,針砭時弊,聽任社會各界男女前往聽講,一時受到社會廣泛地歡迎。明萬歷十二年(1584年),耿定理去世,他移居麻城,在芝佛院致力于讀書,講學和著述,歷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書》等著作。收入《童心說》《何心隱論》,同時與耿定向反復論辯理學學術,并撰寫《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書答、雜述、讀史短文和詩共六卷。他在與耿定向的論辯中,無情地揭露道學家們的偽善面目,反對以孔子的是非觀為是非標準。他十分尖銳地指斥那些打著周敦頤、程顥、張載、朱熹等宋代大理學家的理論幌子的道學家們,是“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這些人一旦當官得勢,便以道家“圣人”自居,實質是一伙“欺世獲利”,“心同商賈”,“志在穿窬”的奸商、小偷、強盜。是“口是心非,言清行濁”的品格低下之徒。

李贄的這些觀點,耿定向斷然難于接受。耿定向是位正統的封建士大夫文人,為官也很清正,任事也很中規。但在理學上卻是完全形而上學的儒家衛士,而李贄是以人性的率真,批判式地繼承,去偽存真地接受儒家學說,有樸素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他二人友誼起源于萬歷五年(1577年)南京的一次愉快邂逅,在后,以三年的黃安天窩書院,釣臺書屋,天臺書院中的激烈爭辯,終于反目背北而告終。

李、耿的黃安書院學術交鋒,一時間引來全國許多文人學士若鶩趨馳,黃安書院熱鬧非凡,啟動了黃安書院數量的增加和教學與研究相結合的局面;二位理學、道學名家的學術論戰,同時造成了李贄的《焚書》、《讀焚書》、《藏書》、《續藏書》和耿定向的《先進遺風》、《耿天臺文集》、《冰玉堂語錄》、《碩輔寶鑒要覽》以及耿定理《耿子庸言》等理學著作的產生和問世。這不僅僅是一種書院文化現象,算得上是諸子百家產生入世的春秋文化現象在一個縣域的復蘇。這里的書院是一種載體,是儒家文化,理學研究的一處地域性的思想革命,思辯文化的哲學進步。是樸素的唯物辯證法與保守、固步自封的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在這里、在書院交鋒所濺起的光艷奪目的火花,給這里的書院注入了新的生命功能。自此后,黃安的書院乃至義學、社學、私塾等教育基地,秉承了儒理論辯的學術特征,而且影響深遠,自明至清到民國時期,此風尚存。

讓我們再回到本文開篇的那個問題上來說事:為什么會出現兩臺疏?又由兩臺疏而引來建縣設治一系列由書生士子到平民百姓,由地方呼吁到官場的聯動,直至撼動明皇嘉靖應允,這不乏書院的教育功能。《四書五經》總序里有這樣一段話:“‘孟子曾經說過,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意思是說,所謂歷史悠久的古老國家,不是指的有高大的樹木,而是指的有累世勛舊之臣(朱熹語)。我們可以作這樣的理解:‘喬木’代表的是包括高大樹木在內的自然界,而‘世臣’則是代表了人及由人組成的社會并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豐富的文化傳統。”那么在我的此文里提及制造兩臺疏的人,即李大夏、秦鉞就是在這樣的書院,在這樣的文化傳統中培養出來的世臣。他們不忍心目睹天下蒼生,因缺縣治致使本地百姓慘遭流寇強梁的肆虐與蹂躪,以治國齊家平天下之抱負,冒天下之大不諱而致疏天朝,力舉擬建縣治。這是文人的作為,這是書院教育的杰作,而非是未受到儒理教育的愚盲流寇所能企及的事情。

為什么此地會產生出國共兩黨元勛、共和國國家主席的董必武,鏟除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力挽狂瀾的國家主席李先念?為什么這里能暴發黃麻起義,誕生三支紅色革命軍隊,和200多位開國將軍呢?這就是明清以來書院文化的社會效果。正如李贄《焚書五卷、孔明為后主寫申韓管子六韜》中講“成大功者必不顧后患,故功無不成……顧后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正是這樸素的唯物主義理學思想培養了幾代鄉間文化士人,隨著時代的推移,到了董必武時代,又接受了先進的馬列主義唯物辯論法,洞明時勢,心懷天下,創建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推翻帝、官、封,創建新中國。書院,黃安的書院,具有文明歷史先驅的明代書院,培養了這里杰出的人才。

其時,與董必武最早參加辛亥革命,后為國共兩黨元老人物在紅安就有好幾位,其中就有張國恩、陳逵九、潘怡如、鄭位三等,這些人都在私塾、義學、書院讀過書,接受儒家之學說,受理學之熏染。正是因為有李贄與耿定向現象,共產黨與國民黨,由主義的各執而帶來立場的分野,階級的分野。無疑董必武代表了先進的、開放的、唯物辯論的哲學思維,所以迅速地接受了馬列主義,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創辦武漢中學,培養了革命火種,暴發了黃麻起義。這種地域文化思潮的分流現象,是一種文化現象,這種現象經幾百年上千年的浸潤、風化,深深地注入了民間,形成地域文化潮汐,這應算是李贄先生的功勞,在明代應叫李贄文化現象,或黃安書院現象。到了舊民主革命和新民主革命時期,這里有董必武現象,即紅色革命現象。紅安的紅色革命,其實質是一種國家主義的文化理念選擇在地域的反映。紅安一場偉大的紅色革命,率先是書院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如董必武、鄭位三等人,靠他們先知先覺,然后呼喚了早有不滿現狀的勞苦大眾起來推翻陳舊的制度。筆者認為這種地域現象,應歸結于書院文化教育結果,而黃安書院正是承接這種先驅文化的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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